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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代人的电影情结

韦廉

  我的父母亲、我和我的女儿开始都不是搞电影的,但是后来都搞了电影。

  1962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招生,我就考了华南师范学院英语系,上了一年,听说电影学院又要招生了,于是我没有同父母商量就退了学,准备考电影学院。记得退了学回家的当天把事情向父母一讲,父母愣了一下看着我无语,过了好大一会,父亲才说了一句话:“你要准备吃苦。”

  现在看来,我辍学改学电影并非偶然,主要是受父母的熏陶。我中学时期就喜欢戏剧,与同学们一起演话剧和滑稽戏。我也喜欢看电影,有的片子如《裸岛》从头到尾人物不说一句话,我为了弄清楚影片中有一处主人公是否应该开口讲话,连续看了三遍《裸岛》。当时电影院放的最多的外国电影是前苏联的。我还记得《攻克柏林》的结尾,苏军攻占了柏林,当身材高大的斯大林笑微微的走下飞机,来到被战争拆散而重聚的男女主人公前向他们亲切祝贺时,他们周围的群众沸腾了,我也随之沸腾了,只感到战争的伟大,战争的苦难和残酷的阴影一扫而光。这与我后来观看前苏联战争片的感受相差甚远,后来前苏联战争片中的斯大林就不再是那么魁伟和慈祥可亲了,战争有时仍然是那么恢宏,但更多的给人以严峻、沉重的感觉。中学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两部没有公映的战争片,那是在我父母的工作单位业务观摩时关了场灯我偷偷溜进去看的。一部是法国的《广岛之恋》,当银幕上一组组放大的汗毛孔和汗涔涔的人体特写镜头映入我眼帘时,我被惊呆了——电影还能这么拍?!因为我曾读过我父母的电影业务书籍,传统的电影大师都郑重的告戒:慎用特写。并指出一部故事片最多只能用一致三个特写。另一部是前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当看到德国军官轻松地逗弄俄国小女孩后又把她送进焚尸炉时,我被震撼了——这居然也是战争!这两部影片对我后来搞电影,又致力于战争电影是有影响的。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我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我当场记和副导演的阶段,我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现场回来还可以再打一场篮球。但是当我独挑影片之后,那么多的钱和人都交给了我,每天必须对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问题做出“是或非”、“对或错”、“行或否”等的正确决断,这时才领悟了父亲所说的“你要准备吃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在拍摄《道是无情胜有情》中,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诉说我第一次独立拍片的难和苦,父亲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拍电影苦,电影拍不好就更苦了!”

  我的父母亲韦布和周敏原来都是搞戏剧的。建国前夕,我父亲发起并参加筹拍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在摄制过程中,作为制片人之一并兼作制片主任的父亲,经常接到威胁他的匿名电话,还收到过一封装着一粒手枪子弹的恐吓信。当时,拍电影岂止是苦,还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三毛流浪记》还是在上海解放的鞭炮声中诞生了。父母亲也因此进了我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走上了从影之路。

  说实话,我至今都说不清“拍电影苦,电影拍不好就更苦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但是这些年来,这句话一直陪伴、影响着我。1986年,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拍摄《雷场相思树》,为了得到满意的画面和镜头,我们在布有地雷的山道上在敌人炮火袭击范围内拍摄。正当拍摄紧张时,我女儿重病住院,我岳父来电报问:“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片子?”当时,我没回去。我想的是我父亲说的这句话。创作拍摄《大决战》用了五年时间,《大转折》用了三年,在我带头过冰河、踏炸点区的时候,我想的还是这句话。1996年夏天,我正在河北怀来拍摄《大转折》,我的弟妹们多次来信来电催促我回广州探望病危住院的父亲。当时正在拍摄几场重要的战争场面,我没有回广州。7月2日父亲病逝了,为了不影响拍摄,我请弟妹们先准备着父亲丧事,我拍完一场戏,安排好了下一场戏的准备工作才赶回广州。面对父亲的遗容,我心中默念的仍然是这句话。我想,这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我的独生女儿韦玮本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毕业后同时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制作专业。在她犹豫不决究竟上哪个学院的时候,几次要我表态,而我对她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后悔。”最后,当她选定了上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制作专业时,我对她说的仍然是这句话:“拍电影苦,电影拍好就更苦了!”

原载《大众电影》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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